传情达意需诗意修辞

2020/03/28 10:09 · 文化 · 21阅读 · 0评论

作者简介:

韩晗,男,1985年4月出生。文学博士、历史学博士后,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(UNC-Chapel Hill)亚洲学系访问学者、 美国中部及西南部亚洲研究协会会员,兼任四川大学符号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顾问、深圳大学故宫学研究院研究员,至今已在中国大陆、台湾与德国出版中英文专著19种。

“新冠疫情”成为了全世界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,这是全球化时代下的偶然,似也是必然。

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,任何事件都不局限某一国,蝴蝶效应的道理,谁都明白,因此任何难题,都需要全世界去面对。只要全人类拧成一股绳,再大的难关也能挺过。互助本身就是人类本能,也是保证人类繁衍生息至今的重要动力。

在“新冠疫情”蔓延期间,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帮互助,成为了全球化时代下一幅感人的图景。从上个月日本侨界写来的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开始,这意味着,在这场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接力赛当中,你来我往的“诗词大会”,必然会成为当中一抹令人感动的亮色。

前不久,我们在支援法国医疗物资上写上了令人感动的八个字:“千里同好,坚于金石”,这是魏晋名士谯周流传千古的佳句,而下方与之对应的却是一句法语“Unis nous vaincrons”,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·雨果的名言,意为“团结定能胜利”。如此浑然天成的两句话,超越了民族与语际,显而易见是世间第一流的修辞,自然更是一种极致的传情达意。

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属于诗的漫长时代,这个时代奠定了整个人类的修辞传统。这个时代属于李白、陆游、徐渭与龚自珍,也属于但丁、歌德、莎士比亚与波德莱尔。之于今天这个“表情包”横飞的年代而言,诗看似有些过时。但是在传情达意上面,诗的意义当然无与伦比,因为精妙、凝练的诗意修辞,本身就有直达人内心深处的力量。

有人的地方,就有诗,这不言而喻。不同的民族,自然会迸发出不同的诗意。在诗的时代,不同民族的交往,使得各种佳句流传千古。俯瞰中西交通史,就是一部诗意盎然的历史。这次除了援助法国的物资上写下了两种不同语言的精彩诗句之外,在援助印度的物资上,也用中印两种语言写上了“尼莲正东流,西树几千秋”这句寄语,这本是昔日唐玄奘在印度尼莲河边所写的名句;而在援助意大利的物资上,则有“云海荡朝日,春色任天涯”这十个字,这正是明代诗人李日华赠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诗歌,除此之外,还有用意大利文写的一句话——“消失吧,黑夜!黎明时我们将获胜!”——这正是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代表作《图兰朵》里的经典对白。

从诗意修辞的角度来看,其力量在于穿透历史,具有恒久的凝聚力与号召力。诗句不是口号,也不是标语,而是一种修辞方式,以一种纯粹而又隽永的话语,引导人们走向彼此信任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,靠的就是语言,而修辞则是语言的灵魂。诗意的修辞,当然会使人际交流事半功倍,也会给国与国之间的公共外交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互联网时代,诗的衰落,这是令人惋惜的事情。“武汉加油”大家见怪不怪,若是换成“米兰加油”、“德黑兰加油”或“柏林加油”,则多少就觉得有些怪异,好在这些标语没有随着爱心远涉重洋,而是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。作为有过唐诗宋词传统的民族,诗的衰落造成了修辞的贫瘠,实在是大不应该。

诗与单纯的诗歌没有必然联系,而是一种顶级的修辞,眼下大多数白话诗歌,早已与诗无关,而走向了诗的反讽。要了解诗,必须回望历史。轴心时代的中西哲人,都认为诗具有人际交流的功能性,而不只是束之高阁的产物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写过《诗学》,古罗马的贺拉斯写过《诗艺》,中国古代也有《诗经》。诗是人类传情达意的方式,亚里士多德说,诗的意义在于可以描述普遍性。孔夫子曰:“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” 如今“兴观群怨”亦有,描述普遍性的文字也随处可见,只是诗没了。疫情让我们重拾诗意修辞,亦算是这场疫情之后的反思。

人之灾难,莫过于死亡,生死关头,灵魂有诗,便是圣人。因为此时的诗歌,作为一种修辞,不再是与他人的对话,而是自身灵魂对肉身的传情达意。幼年看《泰坦尼克号》,唯一的震撼是船上四位提琴手视死如归,拉琴直到船沉。他们拉的曲子叫Nearer My God to Thee,是十九世纪教会著名赞美诗,船上的人早已无心听曲,四位提琴手显然是为自己演奏挽歌;少年时读瞿秋白,《多余的话》便是极致的诗意修辞,读后使我过目不忘,瞿秋白并不确定这篇遗书是否真的可以传世,因此文章唯一的读者,便是瞿秋白自己。人之将死,还能如此从容,只有灵魂中有诗的人可以做到。

一个人的死亡,是灾难,当全人类共同面对死亡时,则不可视死如归,而是应当同仇敌忾,传情达意的诗意修辞则是要凝聚所有人。我曾说过,战胜恐惧,仍需诗意。在灾难来临时,传情达意亦是战胜恐惧的方式。正如茨威格所说:“恐惧的原因各种各样,但孤独感是它们共同的根源。”人世间的绝大多数恐惧,都是源自于孤独。尤其是疫情蔓延时,人与人、国与国之间为防止疫情扩散,被无奈分割隔离,形成无数个孤独的个体,这会让人类对于疫情的恐惧愈发加剧。但是诗意修辞,会让人战胜恐惧,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顺便说一句,有人说,给伊朗的物资上写着“亚当子孙皆兄弟”,不妥,应当改为“炎黄子孙”,凭什么我们要做“亚当”的子孙?这似乎让人想到疫情之前某位教授的精彩言论,“亚当就是亚洲的当,亚当是条蛇,蛇一走路,当当响,所以叫亚当。” 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连亚当也要独占,这是疯狂。殊不知,亚当者,Adam也,非哪类民族或文化所独有,《圣经》故事自不必说,在伊斯兰世界,亚当被翻译为阿丹,九世纪穆斯林学者塔巴里以《圣训》及犹太舶来启示(Isra'iliyat)为基础,对《摩西五经》作了详尽的解释,认为当真主准备创造亚当时,曾派遣加百列(Jibrīl)和米迦勒(Michael)前往地球以泥土造人,这一名字《古兰经》里出现了多次,亦被认为是万物之祖。更何况这本是萨迪诗中的一句话,若是改成“炎黄子孙”,不但诗意荡然无存,伊朗民众退回这些物资或也说不定。

疫情全球蔓延,已是人类之殇,一些添堵的声音却总是奇奇怪怪地在各处响起,压制了诗意的传播,让传情达意变成了势不两立与剑拔弩张。如果说质疑“亚当子孙”尚处于理性之声的话,那么大多数声音则属于粗暴狂妄、蛮横无赖的噪音了。无论是“今年上门,明年上坟”,还是某家餐厅祝别国“疫帆风顺”这种恶毒言论,竟然在网络上不乏市场。近来一些时日,又有一些名人在网上为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的疫情蔓延公然叫好。以“爱国”的名义四面放毒,这同样是对修辞的玷污。爱国是一种高贵的修辞,它毫无疑问当更具诗意,因为它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传情达意。无论是屈原的“长叹息以掩涕兮”,还是秋瑾的“莽莽神州叹陆沉,救时无计愧偷生”,抑或是拜伦的“我不为眼前的危难而忧伤”,修辞之高贵不言而喻。而今日所见一些网络极端言论,无非青皮流氓、胡搅蛮缠的拙劣修辞,以为标新立异,无非自取其辱,当与爱国二字无关。

话说回来,其实这些写在援助物资上传情达意的诗句,并非耳熟能详,但是它们产生的背景大家并不陌生,而且只要翻译为任何一种语言,都会成为这种语言的一流修辞,诗意修辞的魅力,便在于此。我完全相信接受这些物资的世界各国朋友们,当看到这样的诗句时,会如同之前我们读到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一样欣喜且温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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